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

  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进入“相变区”,变革性科学、颠覆性技术、破坏性创新在孕育中逐步涌现,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营建优良的创新生态系统,力求未来产业主导技术率先在本国本地区策源。中国科技发展开始进入“无人区”,在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过程中,亟需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系统。

  作为一种创新范式,创新生态系统是在创新1.0的线的创新系统范式之后的创新3.0。创新生态系统最早在企业竞合中被观察到。

  在新兴领域中,我国一批企业快速成长,无不与高度重视营建创新生态系统密切相关。如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都十分注重自身生态链、生态圈的建设,构筑起企业的“护城河”。特别是小米,在手机制造领域率先凭创新生态系统赢得竞争优势。其中,“MIUI+硬件+米聊”的技术生态系统,为用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创意设计+产品研发+用户体验”的知识生态系统,推动着商业模式和用户驱动的产学研用“四螺旋”创新;“芯片+代工+直营电商”的产销生态系统,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最新的高通芯片等部件。小米创新3.0模式的出现,改变了手机市场的竞争规则,开辟了新的竞争领域。

  近几十年来,剑桥大学周边逐步涌现了诸如Arm公司(手机芯片的定义者)、Deepmind公司(AlphaGo的缔造者)等,剑桥科技园也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技术中心之一。优秀的人才、充盈的风投、天才的想法以及持之以恒的努力,为剑桥地区的创新生态系统赢得了“剑桥现象”美誉。

  研究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指一个区间内各种创新群落之间及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联结传导,形成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开放、复杂系统。今天,创新生态系统已经散布在各个尺度上,从国家、区域、城市到产业、企业。

  创新生态系统拥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多样性共生。创新物种的多样性是创新生态系统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基础,是创新持续迸发的基本前提。多样性要求创新生态系统应容纳尽可能多的“创新基因库”,而竞争性合作共生则促使着创新生态系统达到最适宜的多样性程度。二是自组织演化。市场机制促进着系统的良性变异、创新的优化选择、知识的学习扩散,遗传——变异——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交替着发挥作用。通过加强政策学习和创新治理,政府在推动制度创新、保持对创新最大弹性的宽容方面表现更为出色。三是开放式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不断从外部引入新物种和新要素,深刻影响着创新群落演替和系统整体涨落。在一个国家或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研究群落、开发群落、应用群落、服务群落在充分互动、高度协同中演进。

  创新范式变革的主要动因在于知识累积效应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世纪之交以来,大数据兴盛,成为科研第四范式;需求的分众化,引发大量商业模式创新;模块化研发与生产,使得专业化分工更细致更深入。对企业而言,制造、营销乃至研发等这些曾经的“护城河”,都不再能够提供切实保障,唯有形成独居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才能获得更具生命力的竞争优势。

  国内外实践表明,构建优良的创新生态系统,需要从最初就赋予其多样性“基因”,并使其尽可能地自主演化。

  一是打造优良而丰富的创新“基因库”。公园、农场都有自己的生态系统,但如果要实现引领性突破,就需要构建物种更为丰富的创新生态系统——“热带雨林”或“海洋”式的生态系统,关键问题就从“如何高效地生产更多庄稼”转变为“如何更快地培育优质野草”。

  二是引育“基石物种”并使其发挥中枢作用。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基石物种维系着整个系统的命运。如果失去基石物种,整个系统的多样性将会丧失,其他共生的物种就会消失。研究指出,“基石人物”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整合力,有能力将原来陌生的人团结协作起来,扮演着“人桥”的关键角色;影响力,激励人们为更长远和更宏伟的志向而奋斗,为团队建立起创新文化;冲击力,强大的执行力促进着系统性影响的经济行为得以实施。在硅谷,硅谷银行则扮演着基石机构的关键角色。

  三是持续创造并牢牢占据“关键生态位”。生态位是生态系统中每种生物的“功能定位”。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引诱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外来物种”频入,“新物种”频现,生态位经常发生变动。而所谓关键生态位,则是往往是因为掌握了关键核心技术、根技术、底层技术或关键设计等。

  将创新比拟为生命过程,是人们对创新这一高度复杂过程的新认识。复杂经济学认为,基于创新的经济是有机的、永远在进化的;要形成优良的创新生态系统,需要的不是一只“沉重的手”,也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是一只“轻推的手”。

  为把握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我国需要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构建优良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增强创新策源功能。

  一是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是创新决策主体、研发投入主体、科研活动主体、成果转化主体的“四位一体”,其中,核心是创新决策,关键在成果转化。需要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让企业有更多资源自主做出创新决策。基于产业链、供应链,促进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创新发展。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措施,避免大企业过度兼并和打压中小微企业,为那些具有颠覆性创新潜质的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发展空间。支持跨界型创新创业,促进更多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

  二是鼓励科技类社会组织发展,促进更多“基石机构”涌现。放宽准入限制,利用财税政策,鼓励社会资金支持科技类社会组织的建立、运营和发展,解决科技类民非、社团类机构资金难以为继的窘境,使其发展成为基石机构。引导和支持民营科技类服务组织实施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成长战略,为创业团队和各类企业提供优质专业服务,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组建服务联盟等方式,搭建创新服务网络。

  三是发展进化型组织,在新兴领域占据关键生态位。进化型组织是创新生态系统达成“善治”的标志之一。要深化科研事业单位改革,赋予科研机构独立、完整的法人格,真正落实落地自主权。新型研发机构要探索推行不定行政级别、不定编制、不受岗位设置和工资总额限制,实行综合预算的管理模式。加快推进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建设,以使命为导向、责任为基础、利益为驱动、项目为纽带,将产学研用协同起来,成为生机盎然的创新群落,在达成重大原创性科技突破和集成化战略产品过程中发挥战略支撑引领作用。

  四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成为尽职“守护者”和有效“施肥者”。以政府的创新投入为“耐心资本”,来带动社会资金切实践行“长线是金”的投资理念。在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股权众筹以及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等方面,加快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注重政策协同,开展政策审计,强化政策诚信,为创新主体带来稳定预期。重视政策企业家的培育,营造让政策企业家涌现的良好环境,使其在政策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李万,上海科学院科技发展处处长、研究员。本文初刊载于《学习时报》2020年6月24日06版。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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